专家:十九大后 北京对台湾问题将由守转攻(3)

2018-08-10 10:50 浏览次数:

第三,企业家阶层的缺失。中国的民族工业能够发展,比基层民众起到了更大作用的便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中国的精英阶层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中国的精英阶层从近代洋务运动开始,就把发展民族工业提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中后期还形成了所谓冲击世界500强的民族企业崛起运动。所以中国有一大批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断努力,发展民族企业与国外的企业竞争。

在传统企业时代,有以海尔、长虹为代表的民族家电企业与日本企业竞争海内外市场。到了现在互联网时代,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在国际上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竞争。虽然它们都有很多做得不好,或者让人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工业发展这件事上,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反观印度则不然。度缺乏民族企业家精神,印度的商业文化更多也是买办文化。说得通俗点就是替外国服务的文化。这和印度长期被英国人殖民有关。很多人都了解印度的IT与国际的接轨甚至比中国还早,但是印度并没有产生哪怕一个像样的IT公司。印度人都喜欢在美国的IT企业打工,做美国的IT产业的一个关联者,而不是有力的竞争者。

我们再拿手机举例,诺基亚作为非智能机时代的移动巨头,其实在中国和印度都有工厂,但是诺基亚这样的巨头在中国设厂带动了中国的本土手机制造业发展,而印度本土的手机制造业则一直不温不火。到了智能机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可以与苹果三星抗争的华为、中兴、oppo、vivo等一众品牌,而印度的手机品牌现在不仅继续被国际巨头如三星和苹果压着,也同样被这两年后才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新兴品牌如vivo和oppo压制;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进一步倒退。如今印度销量排前5的手机,除了第一名三星外,其余四名都是中国品牌。

02,印度的地方割据主义

正角评论:是否可以说,只要我们不激发印度针对我国的仇恨和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从文化角度上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会是在扮演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市场,而不是竞争者?中国民族经济的崛起,除了文化,政府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您的著作《行为联邦制》里,您深刻地分析了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的作用,您称之为“发展型政府”。那么印度政府会不会对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呢?

郑永年:讨论印度政府的作用就要讨论印度的政治制度与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出了“行为联邦制”。在“行为联邦制”下,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但经济上很分权,塑造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西方一些学者把中国的地方政府称之为“公司型政府”(corporate state)。

印度则不同。印度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各邦有各邦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各邦政客实际核心的目的是为了选票和执政,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这跟中国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有极大的不同。印度各邦政客获得选票的方式很多,可以依靠宗教手段,可以煽动地方割据主义,也可以学习西方政客大肆承诺福利。

所以印度的各级政府在促进民族工业崛起这件事情上并不统一,有的政府不仅没有动力促成,反而因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会起反作用。莫迪之前也是地方首长,做得很成功。但像莫迪那样的地方首长是在太少了。当然,莫迪在地方的成功也是他能够成功成为印度总理的主要根源。

我们拿发生在两个国家的两件事举例。90年代初期,在广州顺德,日后盛极一时的珠江电冰箱厂(就是后来号称北海尔,南容声的容声冰箱生产厂)想要扩厂,但是所在的容桂镇已经没有一块合适的地扩建厂房了。容桂镇的领导当时摊开地图仔细盘算,最后炸掉了一座山包,生生开出一片地来给企业扩厂。

1992年1月底,正在广东等地视察的邓小平专程到珠江电冰箱厂视察,这家国内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工厂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当时邓小平显得非常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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